1939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28岁的朱家璧与同在中组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的云南早期中共党员刘林元、施介一起研究，他们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分析对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和条件，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建议加强云南的统战工作。于是，朱家璧化名陶隐潜与刘林元联名向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呈送了以下这份《报告》。 朱家璧（1910—1992），云南省龙陵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解放军少将。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云南省昆明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14军参谋长、南昌步兵学校副校长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要职。
《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
工作意见的报告》
（节选）
陈、李两部长：
现在要从事于艰苦的抗战而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全恃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形成历来地方割据的局面，政治上成为各别的特殊势力范围，所以统一战线在全国一般的巩固和扩大的今天，但在云南仍然是非常的薄弱，彼此摩擦，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为了要弥补这缺陷及加强抗战力量起见，在统一战线原则下，六中全会方针下，拟请派我们回云南及到前线滇军中工作。兹略述云南近年来概况及提出如下的工作意见。
滇军是素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在过去如护国之役，最近如徐州之役，如能领导得当，是在抗战中相当大的力量，但现在由于后方补充的困难，政治教育的差欠，官兵间的隔膜，与民众的联系没有更好的建立起来，这都存在着更大的缺陷。为要解决这些困难，除在地方上改善征兵制度，减少兵员补充的困难外，可请派陶隐潜利用旧的关系，到滇军工作，与高级将领取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采用新的战术，拟定兵员补充办法，来使滇军壮大起来。因为陶与滇军高级将领都有深切的关系，因为他的亲叔是云南老的师长，与现在的30集团军长卢汉、军长孙渡、张冲等是同事，现师长鲁道源、集团军参谋处长马瑛，是他的直属部下，而多数团营长等中级军官，又是陶本人的同事，许多连排班长等下级干部，又是他在军分校及军事队中任队长时代的学生，可以说滇军中各级干部，都与陶有关系。 而军长张冲是绿林出身，曾做过抢富济贫的豪杰，现在他日益转变，政治认识也较清楚，他有整顿滇军的决心，但没有更好的人来帮助他。同时，他和罗炳辉同志私人间也有很好的友谊往来，而孙渡的思想认识也比较清楚，只要利用这一切关系，到滇军中，很可以做一番抗日伟大事业。并且通过滇军中上层的联系，以推动与云南上层建立统一战线。
……如果没有与上层取得联系，而想在云南做教育文化宣传等工作，这工作也就无法展开。就以去年全省“学抗”的被解散，“救国会”的流产，云南学联的无法产生，而工、农、商团体，则更说不到。这固由于主观上的努力和领导有缺陷，但客观环境的压迫，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这些是今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就说明了在今天情况下与上层建立统一战线之必要。至少使党在云南取得半公开或默认的地位，如此则民众运动和动员等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并且以万分忠实于民族事业的热忱，用实际工作来表现我党对抗日的态度，消释他们的疑惧，增加他们的信心，巩固各党派、各阶层的团结，使云南成为巩固的抗日后方，这对于统一战线，长期抗战，以及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和威信，都有很多的益处。
……总之：云南是复杂的地区，但在今天，已非“化外”或遥远边疆，而在支持长期抗战中，无论在国际上交通上工业上军事上，都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改变过去的观点而应相当的重视它。对工作似不应保守，而应使其展开。因此，过去在云南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要加以适当的和平的总的清算，使它能担负起应当担负的任务。
抚去历史的尘埃，82年前由热血青年朱家璧、刘林元在延安时期写就的一份《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呈现在笔者面前，读来震撼。抗日战争时期，朱家璧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朱家璧在滇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家璧家族中有一个叔叔叫朱晓东(朱旭)，曾为龙云手下的第3师师长、陆军中将。1928年朱晓东将18岁的侄子朱家璧送到滇军军官团受训，朱家璧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学习，1933年底毕业后任滇军连长等职，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思想向往光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家处于外敌入侵、生死存亡之际，1938年3月，朱家璧趁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调他去担任滇军补充训练大队区队长之际，主动放弃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化名“陶隐潜”，带着6名青年离开昆明，历尽艰辛，辗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瓦窑堡。不久，组织即安排他进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大队学习。朱家璧与当时在延安的一些云南人，如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狂飙诗人柯仲平等交往笃深，从中获益匪浅。几个月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49年朱家璧（中）与边纵第3支队同志在一起
抗日救国就是延安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这正为《报告》所展现。朱家璧、刘林元在《报告》中主动向中共中央自荐请缨：“请派我们回云南及到前线的滇军中工作。”表现了他们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党工作、不惧流血牺牲的可贵精神。 1940年9月，陈云派朱家璧回云南工作并指示：“你回去后，要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要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上层，做好统战工作。”同年10月，朱家璧随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一道从延安回到重庆红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接见了朱家璧，并作出指示：“现派你回云南最好设法回滇军去，利用各种关系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做好潜伏工作。组织关系留在南方局，在云南不与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1941年1月底，在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之际，朱家璧带着周恩来、陈云和叶剑英的重托，回到云南。从此，朱家璧冒着生命危险，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自己向党作出的政治承诺，没有辜负党的寄望。 他回到云南，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滇军内部，并逐渐取得卢汉及93军军长卢濬泉的信任，先后担任了营长、副团长、93军督训处主任和特务团团长等要职。利用这些职务作掩护，潜伏6年，通过各种渠道，对滇军中上层军官和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成为中共在云南长期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璧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对此后滇军抗战和滇军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朱家璧不畏艰险、英勇奋斗，坚持长期抗战，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威信，有力推动了云南统一战线工作。
（作者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卓人政）
来源：云岭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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