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德的堕落，社会的污浊，政治的棼（同“纷”）乱，外患的逼迫，可谓达于极点了。我们青年不幸处在这怪状百出、险象丛生的环境中，虽在求学时代，也不能不互相勉励，谋个补救的方法……天下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何况我们为社会中坚的青年负有绝大的责，岂可袖手旁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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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就读于省立一中19岁的赵祚传，为“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的成立，而手书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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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那年，赵祚传考入由瞿秋白任系主任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来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上海，他参加了爱国团体“新滇社”，对于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略和掠夺云南，他义愤填膺，并在日记中写道：“青年的泪，应该洒在祖国的边疆，青年的血，应该流在革命的路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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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农民四字经》，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语，描述了贫雇农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这是赵祚传对云南早期农民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

为了革命，他积极筹措经费，几度变卖家中财产。1928年9月27日，身为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拖着重病之身，步行回到大姚家中，拍卖家中田产，筹措组织经费时不幸被捕，这已是他第三次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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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后，赵祚传将生死置之度外，念念不忘的仍是人民疾苦，革命的胜利。他经受了敌人的百般折磨，1929年3月，在就义前夕，分别给父亲、岳父母、妻子、兄妹、儿子留下了5封感人至深的遗书。

在书中，他对亲人们倾诉心中的坦荡情怀，叮嘱他们切莫悲伤，“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虽置诸法场又何足惜”“然为国牺牲，算死得其所”“我为主义而牺牲，为民众而牺牲”“我心很坦荡安然”……铿锵有力的话语，今日读来，依然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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